有一个精灵,漂泊如三春之水,清冷似冬夜之月;有一个精灵,惆怅如初夏细雨,悠怨似深秋桂子;有一个精灵,它注定了永远都在流浪——二胡,江南,流浪的二胡。
蒙古包、轱辘车,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头琴的摇篮;红高粱、信天游,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天生就是唢呐的世界,而杨柳岸、乌篷船,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则永远是二胡生生不息的磁场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风情孕育着一方乐器的生长,只是我们都不知那当初,是江南选择了二胡,还是二胡选择了江南,这样的选择费思量,难端详。
二胡之于江南,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地诗意和绵长。虽然高山流水,我们只见俞伯牙的那具焦尾琴;浔阳江边,我们也只闻见白居易的那把琵琶。虽然众多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剧之中,我们很难听得见二胡的那一声低泣,触到二胡的那一脉无奈,但是谁能说,倘无焦尾琴和琵琶,二胡就不会在江南寂寞地流浪呢?
六朝金粉、王谢侯府的秦淮,有太多的声色犬马,那不是二胡弦线上开放的花;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的钱塘,有太浓的绮丽繁华,那也不是二胡琴弓中跳动的律。纤道、鸟篷、台门、廊棚、雨巷、石桥、茶肆、谷场,这才注定了二胡流浪的行脚。本不属于墨客骚人、显贵官宦,流浪的二胡注定只是在百姓黎民、俗子凡夫中开放的花,流淌的画;流浪的二胡天生就是贩夫走卒、商贾戏子开心的道具,潦倒间的支撑。
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胡开始在江南流浪,我只知道当如水的月色浸淫深秋桂子,稠密的细雨婆娑河边芭蕉的时候;当多情的晚风掸拂台门石桥,散漫的炊烟缭绕乡野谷场的时候,二胡的流浪便开始了。当流浪的二胡宿命地遇上那个人,它的流浪被无端地浓缩聚焦了,被无限地扩散放大了。那个叫瞎子阿炳的人,像一个巫师,二胡遇上了他,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。
《二泉映月》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泅漫,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该是一种无奈;《病中吟》的曲调如泪水缓缓流出,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分明是一种悲凉;《良宵》的节拍如思念浓浓笼罩,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更是一种彻骨的沧桑。不是二胡的流浪、音乐的流浪,那样的流浪是一个灵魂的流浪、一方水土的流浪,那样的流浪是一个时代的流浪、一个民族的流浪。
流浪的二胡总在催生众多流浪的心灵,催放众多流浪的花,瞎子阿炳便是一个极致。然而在江南,在青石小弄台门深,乌瓦粉檐廊棚长,遍地市肆的江南,在春草池塘蛙鼓稠,莺雏声里碧禾浓,处处乡野的江南,类似因了二胡而流浪的心灵和生命又何止阿炳呢?
在我的故乡,四岁失明、自幼父母双亡的孙文明,十二岁时便从故乡的曹娥江边出发漂泊江南,颠沛流离中,他的二胡声响彻了大半个江南。《流波曲》《四方曲》《人静心安》,使他由一个民间流浪艺人,走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讲授二胡的讲台;而流浪了一辈子的孙文明,最终还是积劳成疾地客死于上海奉贤。从阿炳到孙文明,到江南市肆和乡野里众多生生灭灭的流浪的灵魂,我们伤感地承认,在江南丝竹中,二胡也许最具有悲剧性格,这悲剧是因了二胡那注定属于流浪的本性,还是因了那太多的流浪灵魂的挥洒?
一方水土的精灵,一盈风情的血脉,器乐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魂魄。而流浪,不只是一种悲苦和困顿,一种沧桑和无奈,更是一种忍耐和坚韧,一种奋进和抗争,它是生命另一种鲜活的姿态,这种姿态永远都不能消解。